性别歧视曾经根深蒂固
在人员任用方面，中情局并不总是秉持性别中立的立场。弗吉尼亚·霍尔的遭遇可以为证——她是二战中赢得“杰出战斗勋章”的惟一非军职女性。彼时，霍尔在中情局的前身“战略情报局”服役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，她不止一次拖着一条假腿，伪装成农场工人，空降潜入被纳粹占领的法国，帮助训练抵抗战士。然而，尽管这位女英雄在战后如愿加入中情局，却被安排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岗位上，从此远离了她最擅长的一线谍报活动。
珍妮·韦特弗耶是中情局内部“锄奸队”的骨干，曾于1994年亲手抓获叛徒。她私下表示，中情局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称不上公平的竞技场，男性的特权一度很过分。“如果觉得任务棘手，男人们可以找借口不干；如果是女同胞，就算学历再高，也只能做文职。”
20世纪70年代，中情局终于开始招募女特工，而不仅仅是管理员和秘书，但事情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。玛丽·格雷厄姆读研究生时学的是俄罗斯历史，1979年加入中情局并被派往驻莫斯科使馆之初，却只能为男同事们当“保姆”。“我进来的时候，自己所在的部门有5位女性，3年后就剩下两个。其他人离开的理由很充分：准备结婚生子。”在那个年代，女性主要从事人力资源、预算编制等“粉领”工作，中情局里的“作战职位”属于禁区。
其实谁都无法否认，女特工在智力和心理上具备独到优势。然而，“老男孩俱乐部”的习气无处不在。女特工瓦莱丽·普莱姆头一次完成卧底任务后，上司点名要见她。“走进办公室时，对方的脚搭在办公桌上，嘴里还叼着雪茄。”上司反反复复打量了半天，让普莱姆原地转了几圈，才挤出一丝笑意并点了点头，“那种惶恐和恼怒着实无法形容。”
任务完成，她喜极而泣
1986年，中情局的“娘子军”终于奋起反击。她们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，指控中情局涉嫌“系统性歧视”。经过漫长的拉锯战，双方于1995年达成和解，中情局同意法院对其人事安排进行连续4年的监督，并向女员工提供近百万美元补偿。“那次诉讼后，情况明显改变了，”格雷厄姆说，“希望今后不用再去法院，说到底，家丑不可外扬。”
20年后的今天，统计显示，中情局的中高级领导职务，已有40%被女性“占领”；而在遍布全球的各个情报站，以定位师为代表的普通女特工，也在秘密行动中屡建奇功。
